吴敬琏目前国民资产负债过高风险正加速积累

吴敬琏：目前国民资产负债过高 风险正加速积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2014金融街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过高，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　　而化解危机有两种办法，其一，采取强刺激政策，其二，在尽量不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前提之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对于两种办法的选择，吴敬琏表示，第一种方法已经出现效应递减现象，第二种方法才是应该采纳的。

吴敬琏指出：效率太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性问题。只有效率得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有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对此吴敬琏给出了建议，第一，停止回报过低或者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第二，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要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组。第五，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第六，附之以一些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谢谢主持人，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应对金融风险的战略与策略》。　　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比如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GDP增长乏力，产能过剩，市场疲软，部分企业因为销售不畅而资金紧张，甚至发生了一些企业的偿债危机，出现了跑路的现象。　　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集中表现，在我看来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或者有人叫做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太高，负债率太高，而风险正在加速的积累，所以就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特别是金融的风险，就成为一个朝野所关注的问题。这样看起来，不管从学界看还是从我们业界看，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处理方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在金融业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少的，就是要求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速度。采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解除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得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也有坏处，这个坏处就是用对企业进行了补贴或者是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支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因为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补贴以后，反倒会减弱提高效率的压力，会麻痹企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而且一直提出的结构优化，也会受到影响。　　我们在国民经济结构里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杠杆率进一步提高，本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大量注入资金的办法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它就会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中间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这样就使得风险进一步积累起来，使得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第二种办法，我本人认为是应该采取的办法，这种办法的要点是说，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在尽量不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前提之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应该说是从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就提出的主要目标，或者是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主要的是由行政机关，由党政领导来调结构，而不是靠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来调结构，所以应该说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　　这两种办法实际上在我们过去几年，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都在用。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刚才说的第一种办法，看起来是失灵的。就拿今年来说，虽然领导已经明确表示了，中国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拉升GDP的增长率。但是实际从今年大致上第二季度以来，这个刺激的强度并不小，我们在座的金融界的朋友们大概都是很清楚的，可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且从2009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2009年那一次4万亿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逐步下降。但是经过两年，它掉到了8%以下。但是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是越来越短的，这意味着我们学经济学的人经常讲的叫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的显现出来了，所以想依靠这种办法看来是没有太大希望的。　　另外一种办法说了很多理由，采取后一种办法，就是在控制风险，不至于出现系统性危机这样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办法的坏处又是什么呢？它的坏处就是说，在采取这种措施的过程之中，GDP的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可能会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占到一个中速的水平。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说过，这个意见是对的，就是不能以GDP论英雄，保就业，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在于效率的提高。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性的问题。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就建立了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制度的基础。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效率提高的问题。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得到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有人就说了，你说的这个道理是很好的，但是在两个方面都不能够完全消除我们的顾虑。一个就是这个风险是不是可控的，你说这个条件就是要不发生系统性的危机，那么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用政府注入大量资金的办法，不用宏观经济当局采取刺激的办法，能不能够控制住这个危机呢？能不能够控制住风险呢？另外一个方面，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是不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使得保就业，保民生的目的能够达到？　　我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事实上的根据，或者说我们有实际的办法可以来达到这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个解决我们的宏观当局，不管是中央银行还是财政部的领导都一再说了，这个风险是可控的。现在我们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杠杆率高这种风险是可控的。但是这种可控不是说我们坐在那里它就控制住了，是要采取措施的。我认为我们现在是有能力采取这些措施把风险控制住的，而且使它逐步的消除。　　可以采取这么一些办法来堵塞漏洞，降低风险，我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现在从民间和政府部门都提出了很多我们需要采取的措施。我这里举一些我自己想到的例子。　　一是停止那种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说法，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东西在那里没有关系，这种思考和我们学经济学的人思考不太一样，因为从经济学来说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资源是稀缺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你一定要放在那个回报最高的地方去。　　二是停止对于一些僵尸企业输血。这是我们看日本之所以在1990年爆发了危机，以后一直缓不过来，它有一条教训，就是那些僵尸企业用各种办法，用政府的补贴，或者用一些减税或者是用资金注入来维持，这种做法现在我们这里还是有，这样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杠杆会有提高的。　　三是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现在最大的一笔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社会保障基金从中长期来看，这个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对于这个或有负债，就是资产负债表看不出来的负债，实际上是有的负债。对于这个负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一点有少量的动作，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好像没有采取比较大的步子来执行这个决定。我们改革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决定后来都没有实施，就是要拨付成万亿的，比如说21世纪初期就准备拨付成万亿的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后来没有实现。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应该做这件事，这件事可以降低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风险。　　四是对于资不抵债的企业要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整。对于有一些重现了兑付问题的金融企业要停止现在普遍实行的刚性兑付的办法，以便释放风险。　　五是要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财政部最近要求各个地方对国有的死资产的存量要设法盘活，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这个数量是很大的。如果能够把其中一部分盘活，那么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出很多办法降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度。　　再附之以一些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就是松松紧紧，总的趋势来说，应该说我们的杠杆率还太高，应该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那必须就要注入流动性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起来，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这样使得我们有时间推进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　　是不是推进改革能够找到出路呢？是不是推进改革能够提高效率，使得我们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呢？我想讲一件事，就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多次说过，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保就业，保民生。那么从这几年，从最近三年的情况看，GDP的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的。2011年是9.2%，2012年GDP增长率是7.8%，2013年是7.7%，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是7.3%，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下。但是就业的情况良好，也许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这么良好。去年我们预期要争取的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是900万人，执行的结果是新增就业1310万，原来的任务超额45%完成了。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比去年还好一些，好的不多，但是比去年还要好。所以使得我们登记的失业率保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当然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和有学位的人就业问题、薪酬问题都存在问题，这个是事关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总体来说，特别是对于普通劳动者，这个就业情况应该说是良好的。这就证明了增长率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当你就业增长的结构有改变的时候，那些能够牺牲更多就业的产业，在能够发展得更快的情况之下，增长率的变化和就业的变化不是线性关系。　　什么样的增长结构是适应增长率在下台阶，而就业结构在改善呢？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服务业的发展加速了。这些服务业不是什么很高端的服务业，就是普通的服务业加速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已经提出来了十几年的目标，“十一五”计划，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主线，就是说要靠提高效率，增长要靠提高效率来支撑。那么怎么提高效率呢？当时说了四条，效率提高了四个方面：第一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市民，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服务业要发展它在产业链中服务的比重，也就是所谓向微笑曲线两端的延伸，或者是用发展经济学常用的话，现代制造业的特点是服务化；第三要发展独立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本质上也是服务业，所以应该说，从“十一五”，从1996年那个五年规划开始，就是我们把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作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主要的措施。但是“十一五”期间的情况没有多大的变化，稍有变化，很小。可是最近三年情况变了，前年服务业的增长速度，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去年第二产业的总额就小于第三产业了，第三产业总量超过了第二产业，这种趋势现在还在进行。　　因为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更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饭馆，还有网络商业所分化出来的各种产业都在做招人的广告，人员短缺，所以就使得我们就业情况大大的改善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但是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许多人没有看到，为什么服务业号召了那么多年，五年的时间没有太大的进步？最近三年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看来看去，其实就是在我们十八大前后，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两个改革。一个改革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在财政部门来说这个改革他们把它放在减负项下，这是对的，是一个减负的措施。但是经济学家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支持这个改革，而且要求更快的推到更大的范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改善我们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都相信，亚当·斯密这个定律。增值税是只对增加价值征税，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　　我们可以看到，营改增以后，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变得非常快速，就拿一个网上商业来看，你看它分化了多少个产业？增加了多少就业？另外一个改革，就是从深圳开始，后来是广东的，后来本届政府把它作为一个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门槛。　　实现了这一条以后，新注册的工商户的数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几十的数量增加。这些只是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应该说是叫做牛刀小试，牛刀小试虽然不足以确立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就是说不能够靠这一点小的改革就使得我们在增长速度降低以后效率得到了提高。我对于经济新常态的定义，不光是说它的速度在降低，如果光是一个速度降低形不成常态，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还必须有另外一条，速度降低的同时，效率要提高。光有些小的改革不大能够使我们确立我们经济比较效率的中等增速这种新常态，但是它表明的一条，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有序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前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迎来我们中国经济柳暗花明的新境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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