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人口就达到三亿之多他是怎么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

乾隆时期人口就达到三亿之多 他是怎么解决人口吃饭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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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时期，最突出也最棘手的便是人口与土地的问题，其后发生的川楚白莲教起义以及零星的农民起义，都是在这个问题上衍生出来的。但终乾隆一朝，国家都相对稳定，没有因为人口激增而造成政治、社会的不稳定，乾隆帝在对待这一问题上，还是颇有手段的。

其实，自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人口就以呈递增趋势，人口膨胀所造成的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的问题，都尖锐地摆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人口爆炸的危机

清入关后第一次人丁统计数字是1400万(顺治八年)，十年之后的统计数字是1800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登记注册的人丁是2460万，上述统计数字，只是交纳钱粮的丁口数字，既非全部人丁数，更非全部人口数。

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丁编审已无意义。面对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压力，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人口的实际数量，以便调剂粮食，储备赈荒。乾隆六年(1741年)所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数字是14341万，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统计数字。

乾隆八年(1743年)的统计数字是16445万。此后人口一直以接近13%的增长率递增，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突破2亿，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接近3亿，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面对“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清统治者“焦劳宵旰”。在粮价上涨的背后是地价上涨，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奖励垦荒

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下达鼓励开垦边角畸零地亩的谕令，其谕曰：“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恳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

为保证“免其身科”的执行，经过户部议复、乾隆帝批准，颁布了免于征收钱粮的标准：

直隶省二亩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东，中等地一亩以下、下等地二亩以下及山头、滨河的零星地;河南，一亩以下的上等地、五亩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亩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亩以下，水田一亩以下;江苏荒山贫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沟畔地;安徽一亩以下的水田及二亩以下的旱田;福建一亩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两亩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亩以下;陕西山头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肃山头地角荒地;广东山梁瘠薄地;云南硗薄地;贵州山头地角零地;广西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三亩以下。

辽阔的边疆地区为剧增人口提供新的栖息之所。尽管自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满族发祥地东北实行封禁之策，禁之汉人移居东北。实际上是禁而不止，山东、河北失去生计的农民从海上或从陆上闯入关东。至乾隆时期，清廷迫于人口压力，进一步放松关禁，乾隆为此发布上谕：

“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民，咸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藉此以养无数穷民，故向有禁之子例，而未曾严饬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再次重申：“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据官方统计数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耕地达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较之清初增加了二千万亩。

蒙古地区也有汉民大量涌入，“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清政府将官有牧场余地招民垦种，“每五顷为一分，各量资本，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种一分”，这些措施进一步刺激汉民到口外谋生。至乾隆中叶，汉民增加到五十万以上，道光初年增至88万，内蒙成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之后，福建、广东一带人民渡海私入台湾谋生者日多，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作出凡去台湾者一律编入保甲、凡在台湾有田产者可把内地的祖父母、父母、子孙接去抚养的决定。“漳、泉、粤民趋之若鹜”。

自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后，该地有13万亩土地被汉民垦种。

乾隆年间开拓天山南北以后，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汉民去伊犁、乌鲁木齐、哈密一带屯垦者日多，按照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种子、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为己业”。“内地之民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之所处，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至”。

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的流动，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剧增说造成的土地压力，缓解了因土地兼并自耕农沦为流民所造成的危机，也加速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推广高产作物

为解决近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玉米、白薯这两种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乾隆时代得到推广。白薯生命力强，耐干旱，耐水涝，盐碱地也能存活，抗虫、抗灾，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

乾隆初年，白薯从福建、广东传至北方，福建人陈世元去山东，见该地因旱歉收，便将白薯的种植技术传播到山东胶州。此后，陈世元之子陈云又将薯种运至河南朱仙镇及北京一带栽种。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原籍福建带来薯种在当地试种，结薯甚多。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在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撰写《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详细介绍种植方法。乾隆帝在看到陆耀写的《甘薯录》后，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广为传播，劝谕民人广为栽种。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得到广泛种植。

玉米适宜在山地种植，在鼓励开垦山头角地的谕令推动下，大江南北广泛种植。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以及华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人皆称为六谷”。至乾隆中叶，玉米、白薯成为主要食品，穷山深谷，“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输入洋米

为解决人口剧增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平抑粮价，清政府鼓励从暹罗、安南进口大米。乾隆七年(1742年)，福建、广东商船在返回时带回大米六万六千余石。为了鼓励外洋货船贩米入境，乾隆特下谕旨：

“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售。若民间米多，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设等仓。”

同时，清廷又鼓励去暹罗打造船只的中国商人返回时购米装船，一举两得。乾隆在上谕中明示：“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利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准许商人自备资本，购米入境，并规定“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给顶戴”。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东南亚的大米源源输入闽、粤。

尽管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但由于边疆地区的开拓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谋生地区，不仅解决了人口压力所酿发的危机。而高产作物的推广及洋米入口的提倡，则使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受住了人口膨胀的压力。要知道，封建小农经济时代，要想让三亿人吃饱饭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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